新mg真人-译论||张智中:中国文学英译怎么办?---《杨宪益翻译研究》的启示

时间: 2020-01-08 18:36:30 作者 匿名 热阅读量:4994

新mg真人-译论||张智中:中国文学英译怎么办?---《杨宪益翻译研究》的启示

新mg真人,本文发表于《外国语言文化》2019年第2期

转自:译原电子杂志

作者简介

张智中,天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世界诗人》季刊客座总编,出版编、译、著80余部,在外语类核心和其它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另有诗歌创作发表,曾获多种奖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天津市哲社重点项目1项。汉诗英译多走向国外,获国际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广泛好评。译诗观:但为传神,不拘其形,散文笔法,诗意内容;将汉诗英译提高到英诗的高度。

摘要:

《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内容包括杨宪益的翻译人生、翻译研究视野的杨宪益、杨宪益外译汉实践及翻译理念、杨宪益汉译英情以及实践、杨宪益的诗歌翻译及其翻译诗学思想等。这是一部比较译学框架中的“译出”研究专著,对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和论述,从而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英译带来启发和借鉴。

《杨宪益翻译研究》:恰逢其时

转眼之间,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已近二十年,中国的国际影响在不断扩大,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正面临着某种意义上的“第二次出发”。潘文国教授指出“第二次出发”的两个特点:第一,外国人开始积极主动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会有更多的海外学者、翻译家参与到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中来。第二,中国人会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对待翻译传播中华文化,将之视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潘文国:2017)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典籍外译和国际汉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战略。顺应当下形势,国内的翻译研究也从外译中转变为中译外。

近年来,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文化著作虽然逐年增加,但因翻译而导致的传播效果却不太理想。另外,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论研究也非常薄弱,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这就导致汉译英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苍白无力。中国文学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文学在海外得不到有效传播和接受,必然影响中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提升。“优秀的作家,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可是借助于翻译,他(她)才能变成世界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跨界的时候,得过翻译这一关。”(方柏林:2015: 61)因此,审视中国文学外译的现状和问题,总结中国文学英译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饱读诗书的杨宪益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杨老先生这样的人物。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就好比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方柏林:2015: 41)此言虽然溢美,却不失真。一般认为,杨宪益是中国文学英译的大师级人物,其译文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早已跨越西洋。旅美学者方柏林说:“如今国外的人了解中国,就我所知,人们还是看林语堂、钱钟书等真正跨文化大家的作品,以及杨宪益、许渊冲等大师的译作。”(方柏林:2015: 42)

杨宪益何以能够成为汉译英的大师级人物?《杨宪益翻译研究》挖掘剖析了杨宪益的阅读体验和译术积累。从天津读中学到留学英国,杨宪益一贯表现出极大的阅读热情和痴迷状态。“上高中后,杨宪益阅读英文书籍的速度和数量都达到惊人的程度,他后来回忆说,‘要列出那时读过的全部书目,是不大可能的。我通过一天读一两本书,这样对绝大多数著名的欧美小说家、诗人都有点了解。’”(辛红娟等:2018: 44)中学毕业后,“初到英国,杨宪益除了花大量时间跟着私人教师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其他时间全都用在阅读上。……只要手头上有的,他什么书都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采、伯格森、柏克莱和弗洛伊德;还有弗雷泽的《金枝》(golden bough)等人类学著作、希腊神话、宗教书籍以及古代历史、文学作品。”(辛红娟等:2018: 45)“他甚至还从兴趣出发深入阅读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不少作品,尤其是现代诗歌,包括t. s.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诗作。”(辛红娟等:2018: 46)可见,杨宪益阅读速度之快,阅读面之广泛,阅读书籍之多,都是超人的。

《红楼梦》之外的杨宪益

提起杨宪益,我们马上就会想起他英译的《红楼梦》。但是,《杨宪益翻译研究》为我们全面展示了一个多才多艺的杨宪益,一个《红楼梦》之外的杨宪益。首先,《杨宪益翻译研究》独辟蹊径,系统研究了诗人杨宪益与诗歌翻译家杨宪益,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所阐发。作为翻译家,诗人杨宪益曾经用诗语感叹:“旬月踟蹰信达艰,译文雅俗更难言。”(辛红娟等:2018: 299)在诗歌翻译方面,杨宪益不仅年轻时期即英译《离骚》并取得成功,他还翻译了a. h. 奥登等25位英国著名诗人的诗歌,结集成《近代英国诗钞》(1948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以重印)。《近代英国诗钞》曾影响了中国一代诗人的成长。(辛红娟等:2018: 262)总之,在诗歌和诗歌翻译方面,杨宪益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杨宪益的诗人情怀,与他写诗和译诗有着密切的联系。

诗歌之外,《杨宪益翻译研究》还梳理研究了杨宪益的外译汉。《红楼梦》之外的杨宪益,诗人和诗歌翻译家之外的杨宪益,在积极向外推介中国文化的同时,没有忘记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杨宪益不仅精通英文,还掌握了国内鲜有人能及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等语言,其外译汉的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符家钦如此评价杨宪益:“上述作品全从拉丁文、希腊文译过来,保持作品原汁原味,是从英、法文译本转译的作品无法比拟的。”(辛红娟等:2018: 142)是的,直接翻译,当然胜于无可奈何的转译,况且直译者是才华横溢的杨宪益。“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杨宪益拉丁文、希腊文译入汉语的文本,译笔信实而流畅,重要的是保留了原著的风格与行文的特色。”(辛红娟等:2018: 142)《杨宪益翻译研究》还不吝笔墨,详细梳理已出版或不幸散失的杨宪益汉译作品。

饱读诗书的杨宪益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杨老先生这样的人物。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就好比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方柏林:2015: 41)此言虽然溢美,却不失真。一般认为,杨宪益是中国文学英译的大师级人物,其译文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早已跨越西洋。旅美学者方柏林说:“如今国外的人了解中国,就我所知,人们还是看林语堂、钱钟书等真正跨文化大家的作品,以及杨宪益、许渊冲等大师的译作。”(方柏林:2015: 42)

杨宪益何以能够成为汉译英的大师级人物?《杨宪益翻译研究》挖掘剖析了杨宪益的阅读体验和译术积累。从天津读中学到留学英国,杨宪益一贯表现出极大的阅读热情和痴迷状态。“上高中后,杨宪益阅读英文书籍的速度和数量都达到惊人的程度,他后来回忆说,‘要列出那时读过的全部书目,是不大可能的。我通过一天读一两本书,这样对绝大多数著名的欧美小说家、诗人都有点了解。’”(辛红娟等:2018: 44)中学毕业后,“初到英国,杨宪益除了花大量时间跟着私人教师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其他时间全都用在阅读上。……只要手头上有的,他什么书都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采、伯格森、柏克莱和弗洛伊德;还有弗雷泽的《金枝》(golden bough)等人类学著作、希腊神话、宗教书籍以及古代历史、文学作品。”(辛红娟等:2018: 45)“他甚至还从兴趣出发深入阅读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不少作品,尤其是现代诗歌,包括t. s.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诗作。”(辛红娟等:2018: 46)可见,杨宪益阅读速度之快,阅读面之广泛,阅读书籍之多,都是超人的。

如此长期浸淫于书卷之中,英国留学期间,杨宪益感觉自己用英文写作和用汉语写作,几乎是一样的熟练了。黄友义曾就“如何能翻译好中国古典文学”请教杨宪益,杨说:“要想翻译好,必须看100本英美文学原著”。(辛红娟等:2018: 185)这对饱读诗书的杨宪益而言,已经是非常保守的数字了。没有语言的输入,就没有语言的输出。大量阅读英文经典原著,该是《杨宪益翻译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杨宪益:《红楼梦》英译再考察

杨宪益说:“翻译《红楼梦》是我翻译生涯中历时最长的一部,也是最引人关注的作品。”(辛红娟等:2018: 382)确实,如前所述,提起杨宪益,我们马上就会想起他英译的《红楼梦》。而提起《红楼梦》的英译,学界又往往将杨译和霍克思的英译相比较。在八、九十年代,学界多推崇杨译,认为杨译忠实可靠,霍译有时改变了原语的文化内涵;到了新世纪前后,翻译界的评价似乎发生了变化:一般认为杨译过于直译而语言缺乏文采,霍译富于创造性而语言更佳,因而更受英语读者欢迎。对此,《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持客观而辩证的观点:“霍克思、闵福德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属于接受性译介,而杨宪益、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属于输出性译介,此两种译介行为的动因、机制完全不同,在研究中不宜混同。”(辛红娟等:2018: 118)其实,如果说杨宪益的外译汉多是自己的兴趣和选择的话,《红楼梦》却是受托翻译,不是译者的主动选择。而霍克思为了翻译《红楼梦》,却不惜辞掉牛津大学的教职,倾十载之心血译之。

“翻译承担着民族的文化责任,参与民族文化资本的积累,作为翻译主体译者不能只是一台脱离时空的简单模仿的‘翻译机器’,而是所属民族的文化代言人,在翻译文本中言说着本民族的命运和际遇。杨宪益在翻译《奥德修纪》和《牧歌》等外国文学作品时,为减少中国读者对原文以及原文化的陌生感,多采用意译方式,而在进行《红楼梦》等中国文学、文化经典英译时,出于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肩负着的文化使命,希冀英语读者籍由翻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多采用直译法。可以说,在异域文学、文化的译介和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中,杨宪益所采取的不同翻译方法与策略,显示出超前的文化翻译意识和高度的文化智慧。”(辛红娟等:2018: 313)至此,我们方才恍然大悟。杨宪益英译《红楼梦》采取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原来是刻意而为之,是“出于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肩负着的文化使命”,这当然反映了杨宪益“超前的文化翻译意识和高度的文化智慧”。虽然杨宪益的夫人戴乃迭说:“我们的灵活性太小了。有一位翻译家,我们非常钦佩,名家大卫·霍克斯。他就比我们更有创造性。我们太死板,读者不爱看,因为我们偏于直译。”(辛红娟等:2018: 373)《红楼梦》虽然是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英译,但杨宪益是主要译者,是他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尽管戴乃迭与其意见相左。不过,杨译《红楼梦》,相较于霍译《红楼梦》,真的是“读者不爱看”吗?

黄福海认为:1986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威廉·倪豪士教授的《中国古典文学手册》,书中称赞杨译《红楼梦》是“完整而准确的”,同时称赞霍译《红楼梦》是“精致的”,认为两个译本同样优秀。另,1988年,加兰出版公司出版玛格丽特·贝利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英语书目笺注》,美国的学生认为,有时他们更喜欢杨译本,因为它是更加感人的、同情的、贴切的。他们认为杨译本与霍译本同样优秀,霍译本有其明显的优势,但在某些方面杨译本略胜于霍译本。(辛红娟等:2018: 126)显然,这些来自美国的评论,比中国学界的评论,更有说服力。另外,杨宪益曾在一份自述中说,他与戴乃迭翻译介绍的中国古代及当代文学名著不少曾被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大学选作教材,起到了一定的世界影响。(辛红娟等:2018: 128)

作为杨、戴两位优秀翻译家的合作成果,《红楼梦》杨译本虽然采取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但其语言仍然非常流畅、生动,甚至不乏生花之妙笔。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中国文学的西传,杨译本会赢得更多的西方读者。因此,杨宪益汉译英所采取的直译或异化翻译策略,对当下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启示。

杨宪益的翻译思想

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相濡以沫,一生合作翻译了百余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号称翻译了大半个中国。既如此,我们就该“归纳、提炼出杨宪益秉持的翻译理念,剖析他对文学翻译的认知,从而用杨宪益的翻译智慧,烛照后代学人,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指导。”(辛红娟等:2018: 293)通过细读《杨宪益翻译研究》,我们觉得杨宪益的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译可译,非常译

杨宪益对翻译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什么东西都是可译的。他说:“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者国家的人都是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什么东西应该都可翻译。”(辛红娟等:2018: 159)因此,“无论是在诗歌翻译方面,还是在富含宗教、文化典故的经典文献翻译方面,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翻译实践上,杨宪益始终坚守‘可译’的乐观精神,身体力行,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融与互惠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辛红娟等:2018: 299)而且,在外译汉与汉译英,即在译入与译出的两个方向上,杨宪益不仅有着大量的翻译实践成果,而且在两个方向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截然不同,从而反映了杨宪益辩证的翻译思想和超前的翻译智慧。

外汉意译与汉英直译

在外译汉的过程中,杨宪益采取意译为主的翻译策略,而在汉译英时,却采取直译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金文宁说如此评价杨宪益的外译汉实践:“杨宪益受原文形式约束较少,甚至非常灵活。”(辛红娟等:2018: 176)是的,在从英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杨宪益为了实现对诗歌或类似文本的意义忠实,多采用表面上看来没有那么忠实的改写译法。杨宪益的忠实,更多是对译语读者的深切观照,好让译语读者尽可能获得与原文读者类同的美学体验和感受。杨宪益在翻译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时,采用了散文体译诗。他说:“在开始翻译之前也曾考虑是译成诗体好呢,还是译成散文好,最后还是决定译成散文,这是因为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讲故事的本领。”(辛红娟等:2018: 174)显然,在外译汉的过程中,特别是外语诗歌汉译的过程中,杨宪益常常不拘泥于原诗的形式,只为达意于当今的中国读者。

总之,在外译汉的过程中,杨宪益常用意译或归化的翻译方法。但是,在对外翻译或汉译英之时,杨宪益却采取相反的翻译策略:直译或异化为主。“通常认为,杨宪益夫妇的汉译英实践中直译的做法占绝对主导地位,褒奖派认为,他们的译文以忠实为依归,比较好地保持了原文的形象和风貌;贬抑派认为,‘杨译本’忠实原著,虽然对原文理解深刻,但语言略显苍白、文采不足。”(辛红娟等:2018: 194)通过阅读《杨宪益翻译研究》,我们认为,所谓杨译“语言略显苍白、文采不足”,是没有经过研究的草率之言。杨译虽然直译,却不乏文采,呈现出与霍克思不太一样的文采。

杨宪益在汉译英方面直译观的形成,原因有二。首先,杨宪益受托承担翻译任务,是一种面向服务伦理的一种承诺与担当。其次,作为一名爱国译者,杨宪益具有文化比较视野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就《红楼梦》的英译而言,“作为主要译者的杨宪益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采取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对人名进行音译的具体处理方法,使译文在译语文化中具有较高识别度。杨、戴译本能够彰显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中国文化的语际转化与传播上极具参考价值。……采用的异化为主翻译策略展现出了中西文化间的势差,对于研究文化传播、典籍英译有一定启示,对发现中西语言文化转换规律具有重大意义。”(辛红娟等:2018: 89)如此评论,正是高瞻远瞩之言。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英国翻译家亚瑟·威利的译作时,杨宪益说:“他翻译的《诗经》(the book of songs)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愧为翻译杰作。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依旧有弄得过分象英国诗歌的弊病;比如他把中国周朝的农民塑造成田园诗中描述的欧洲中世纪农民的形象。”(辛红娟等:2018: 374)杨宪益的这番话,更说明了他的异化翻译观。“对译语的变异,尤其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异化’翻译,不仅有利于源语语言或文化的传播,也有利于译语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冷育宏:2012)杨宪益采取直译或异化翻译的策略来英译《红楼梦》,并在美国获得好评,正可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很好的借鉴。因此,我们不仅应该认真阅读霍克思和葛浩文的译文,“我们也应阅读杨宪益,以期深入理解杨宪益,从杨译的皇皇巨著中汲取经验,指导未来的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实践。”(辛红娟等:2018: 8)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策略:从诗体到散体

《杨宪益翻译研究》的另一个亮点,是对杨宪益诗歌翻译的讨论。杨宪益的诗歌翻译,占其译著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但译界却关注较少。杨宪益的诗歌翻译包括西方经典诗作汉译与中国诗歌英译两个方面,后者是他诗歌翻译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中国古典诗词与现当代诗歌的英译。在诗歌翻译方面,杨宪益经历了一个从诗体译诗到散体译诗的转变。“就中国古典诗歌英译而言,杨宪益曾被看作是格律派译诗的代表,后来又因夫妇合译《唐宋诗文选》等诗作被认为‘把散体译文推到了空前的水平’。”(辛红娟等:2018: 282)在英国留学期间,杨宪益为了向导师布伦顿表明中国也有丰富的诗歌资源,将《离骚》翻译成格律体英文诗。后来,杨宪益的译诗观念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好地传达原诗的精神实质,他求其神而舍其形,改用散文体译诗。1984年出版的英文版《唐宋诗文选》,是其散体译诗的代表作。

“杨宪益从‘以诗译诗’到‘散体译诗’的转变,是对中西诗歌美学差异的深刻体认和对诗歌翻译深入思考后的选择。”(辛红娟等:2018: 285)在杨宪益看来,如果原诗的格律在源语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则应当尽量保留原来的形式,采取格律体译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采取散体译诗,以确保原诗的审美内涵得到准确而充分的传达。虽然采取散体译诗,杨宪益却取得很大的译诗成就。他的译诗用词简洁,符号规范英语诗歌的标准,因为他心里想着当代的英语读者。杨宪益有着强烈的读者意识,他说:“若要翻译几百年前的作品,译者就得把自己置身于那一时期,设法体会当时人们所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在翻译成英文时,再把自己放在今天读者的地位,这样才能使读者懂得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辛红娟等:2018: 373)是的,无论我们翻译的是什么年代的作品,我们译文的目标读者,是当今英语世界的读者。那么,我们在下笔翻译之时,就不该忘记他们该有着怎样的期待。

诗人译诗,被公认为诗歌翻译的最佳状态。杨宪益当然是诗人,而且是实力派诗人,他在诗歌翻译方面的优势,自然得以体现。同时,“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及忧国忧民的意识,杨宪益在翻译实践中始终坚持‘信’字为先。”(辛红娟等:2018: 313)因此,杨宪益在汉译英中采取不同于英译汉的异化翻译策略。杨宪益从诗体译诗到散体译诗的转变,似乎背离了“信”字,但其实是译者将诗歌的韵律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而更加注重诗歌意象的传递和意蕴的再现,如此而已。其目的,不是为了远离“信”,而是为了更加接近“信”。

《杨宪益翻译研究》对当下中国文学英译的启示

作为第一部对翻译家杨宪益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杨宪益翻译研究》多有创新,并对当下的中国文学英译带来启发和启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大量阅读与杂学功夫。杨宪益从小饱读诗书,包括大量的英文书籍,久而久之,他的英文和的中文,水平不相上下,从而使其在从事汉译英时,变“逆译”为“顺译”。没有语言的输入,就没有语言的输出;语言的输入越多,语言的输出越好。一位好的译者,首先是一位好的读者。正是多年坚持广泛的杂读,才造就了多才多艺的杨宪益,才造就了杨宪益炉火纯青的翻译技艺。总之,大量阅读与杂学功夫,实在是做好翻译的前提条件。

第二,异化翻译策略的可行性,通过杨译《红楼梦》在美国获得好评,得以印证。通过阅读《杨宪益翻译研究》,我们才知道杨译《红楼梦》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的影响力。与霍克思英译的《红楼梦》相比,有美国读者甚至更喜欢杨译版本,这纠正了国内学者对杨译“语言略显苍白、文采不足”的误解和偏见。至少说明,杨宪益所采用的直译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随着时间的流逝,正被英语读者所接受。谢天振曾谈到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中存在的“语言差”和“时间差”的问题。所谓“语言差”,即指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语言和文化,而西方人对于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却少得多。所谓“时间差”,盖指中国读者对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接受,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西方读者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和文学,只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谢天振:2014: 13)换言之,西方文学的中国读者群,可以说是相当成熟,而中国文学的西方读者群,尚在形成和“培育”阶段。但是,随着“语言差”和“时间差”的改变,中国文学的西方读者群会越来越成熟,他们对异化翻译策略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大。这就是杨译《红楼梦》受到美国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

第三,从诗体译诗到散体译诗。杨宪益早期的诗歌,追求以诗译诗,采取译诗的格律体。后来,他觉得这样吃力不讨好,就改用自由体译诗,以便最大限度地呈现原文的文化内涵和诗意内容。就当下国内的古诗英译而言,格律体译者占据压倒多数。他们的译诗,多国内学者的自我欣赏,甚至相互吹捧,却不顾及英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和阅读效果。杨宪益在诗歌翻译上从诗体译诗到散体译诗的转变,可为当下国内的汉诗英译,带来一些启示和反思。

第四,中国文学英译,主要依靠中国译者。一般认为,就中国译者而言,英译汉是翻译的正常状态,所谓“顺译”,汉译英是“逆译”,不被提倡。但是,西方译者或者理解力不逮,或者有意为之,常常致使译文在语义上偏离原文。葛浩文对于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虽然功不可没,但是,其“连改带编”的翻译策略,常致中国文学形象的扭曲与变形。他的翻译,虽为一时之计,却并非长久之策。如果我们把言说中国的机会和责任,交给汉语非母语的他者,自然不能放心。不过,中国译者的翻译功力,尚欠火候,他们的语言功底,尤其是英文功底,远未达到葛浩文的水平。谢天振说:“单就外语水平而言,我们国内并不缺乏与这些外国翻译家水平相当的翻译家。但是,在对译入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品味等方面的把握方面,我们还是得承认,国外翻译家显示出了我们国内翻译家较难企及的优势,这是我们在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时必须面对并认真考虑的问题。”(谢天振:2014: 8-9)国外翻译家具有的优势,其实也就是他们的英文水平的优势。因此,单就外语水平而言,国内所缺乏的,正是与这些国外翻译家水平相当的译者。

人们常常喟叹:林语堂和杨宪益之后,中国再无汉译英的大师级人物。外国译者不可靠,国内译者靠不住。中国文学英译,怎么办?《杨宪益翻译研究》给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传播中国文化,向世界言说中国,构建中国文化的海外话语体系,不能完全交给懂汉语的外国人,而要大力培养我们自己的汉译外人才。”(辛红娟等:2018: 19-20)是的,中国文学的英译,固然需要外国译者的参与,但主要还靠中国的本土译者。合格或优秀的译者,需要我们大力培养。

总之,《杨宪益翻译研究》在多个方面予人启发,读之令人鼓舞。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逐步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随着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时间差”和“语言差”的改变,随着中国翻译学的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诞生一批像杨宪益那样学贯中西、中英兼擅的翻译家,他们将吸取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并具备葛浩文的英文水平和文学眼光,译出众多在异化翻译策略指导下语言流畅一如原创的中国文学作品。届时,中国文学将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 方柏林. 一个译者的吐槽:方柏林翻译随笔[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

[2] 冷育宏. 试析汉诗英译中的“异化”现象——基于模因论的视角[j].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4).

[3] 潘文国. 从“格义”到“正名”——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必要一环[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5).

[4] 谢天振. 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 辛红娟、马孝幸、吴迪龙. 杨宪益翻译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